莫高窟真的会消失吗？(4)

　　常书鸿的宿舍如今依然保留着，里间有一个土炕和一张书桌，外间摆着桌椅，一侧墙角立着简易书架，另一侧立着一只木柜。柜顶摆着断臂维纳斯石膏雕塑，墙上挂着一小幅油画，他在敦煌简陋的角落里安放下自己的巴黎回忆。

　　“当年条件可太艰苦了，他们那代人喝的都是咸水。”今年3月初的一天中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余生吉在院史馆转了一圈，感慨起来。他80年代末来敦煌工作时，倒不必喝咸水了，但也得从很远的地方运水过来。敦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直到本世纪初也算不上舒适，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2000年刚进院时，全院最先进的设备只有一台显微镜。

　　常书鸿初识敦煌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时，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他无意中翻开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编者是伯希和。他被前所未见的景象震撼，从那一刻起，他主动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绑定在了一起。

　　敦煌生活条件之艰苦不必赘述，与巴黎的生活简直天堂与地狱之别。沙漠里的生活，无异于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经受的苦役，常书鸿将那种生活形容为“服刑”。他是心甘情愿的，但别人并非也愿意。他劝说不愿来敦煌的妻子前来，带着12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女儿常沙娜记得抵达的第一天，常书鸿招待家人的是每人一碗面条，两只小碗里搁着盐和醋。常沙娜问爸爸，菜在哪儿？常书鸿尴尬地说，没有菜，明天宰羊，吃羊肉！常沙娜后来体会到父亲的不易，他在艰苦的环境中，还要不断安抚众人。而国民政府还常常扣下他们的工资，让一切雪上加霜。

　　莫高窟不幸中的万幸，是遗留的彩塑和壁画再没有遭受大量偷盗。这无疑要归功于常书鸿那代人从40年代开始的机构性保护。

　　这些斑驳的院落，保留着敦煌研究院创始时期的景象。起初的半个多世纪，敦煌研究人员始终依靠精神力量坚持。敦煌的艺术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们力量。当常书鸿的妻子登报跟他解除关系时，他在自责、绝望和愤怒之余，想起莫高窟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被一种牺牲精神留在敦煌。樊锦诗与丈夫两地分离的19年中，最痛苦烦闷的时候，她常常去看第158窟那尊巨大的卧佛，在佛神圣的涅槃境界中得到平静。

　　20世纪，敦煌研究院历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颇有远见的院长。最为难得的是，他们预见性地为敦煌培养了一批储备人才，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坚力量，甚至成为世界级学者。这在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沙漠之城尤为不易。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编写和出版持续推进下去。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出版了第一卷，2023年，第二卷已经编写完成，正进行编辑工作，即将出版。这两卷都由樊锦诗主持编写。在樊锦诗的指导下，第三卷也已经启动，第四卷开始筹备。而根据上世纪90年代樊锦诗牵头制定的规划，《敦煌石窟全集》一共洋洋100卷。

　　之所以要编写考古报告，之所以速度如此缓慢，樊锦诗曾解释过，考古报告就是为石窟作“二十四史”，要求科学、系统、全面，难度和复杂性，远超人们的想象。考古报告是洞窟最详尽的记录，主要用文字、测绘图和照片三种方式，记录洞窟的每个细节，细到每个壁画人物飘带的形状、每尊彩塑残损的缺口。而记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研究，可以说，一个洞窟如果没有写出考古报告，就不算被读透。考古报告可以成为研究、保护等各项工作最准确的基础材料。

　　张小刚2000年从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敦煌研究院。27岁那年，他就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获得面向全球顶尖学者发言的机会，当他战战兢兢结束讲话时，都没注意到全场为他鼓了两次掌。从地理角度来看，敦煌偏远、贫瘠、艰苦，但在学术的地图上，敦煌始终是一个世界瞩目的中心。在敦煌所做的工作，很容易被全球看见。

　　在当代，敦煌依然可以在中外文化交往上承担着民心相通的作用。

　　敦煌学大家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

　　他不仅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敦煌和新疆，也从未来的角度寄予期待。他认为从人类发展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

　　张小刚还曾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访问两年，这受惠于曾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的学者平山郁夫。平山郁夫是极为热衷于敦煌艺术的国际友人，他推动日本财团捐资，让东京艺术大学长期无偿为敦煌研究院培养文保、考古、美术等专业人员。1985年至今，已有五六十位敦煌研究院人员受惠于这一项目。平山郁夫对敦煌的资助，还覆盖了石窟保护、生活条件改善等多方面，莫高窟对面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也是他促成日本政府无偿援助10亿日元建设的。

　　平山郁夫是一个代表，体现着敦煌文化和艺术跨越国界的感召力，正如他对敦煌艺术的赞叹——“超越时代、超越国境、超越所有价值观”。

　　敞开的敦煌

　　今天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先到距离莫高窟13公里外的数字展示中心。你将在这里看到两部各20分钟的影片，一部是莫高窟开凿历程的情景再现，另一部球幕电影，则以8K高清分辨率展示了8个洞窟的内部细节。看完电影，班车才会将你送到莫高窟。

　　这是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为了应对逐年增加的游客做出的改变。经过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科学测算得知，莫高窟每日最高承载量是3000人次，将数字展示中心加入参观流程后，让观众先通过影片了解一些背景信息，再将原先每人两个小时的进窟参观时间减为75分钟左右，这样，莫高窟承载量提升到每日6000人次。

　　然而，6000张票很快也不够用了。旺季时，每天上万人涌向莫高窟，相当一部分并未提前预约。被拒之门外的恼火，在酷热的天气中极易升温，为了满足参观需求，敦煌研究院在6000张普通票之外又开放了1.2万张应急票。普通票能参观8个洞窟，应急票只能参观4个承载量最高的大型洞窟。每天，洞窟的抽湿器都会排出整箱整箱的水。而淡季的参观体验则要舒适很多，不仅不拥挤，还能比旺季看到更多洞窟，总共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