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真的会消失吗？(3)

　　王道士流传下了一张照片中显示，他个头矮小，穿着肥大的道袍，站在石窟前的廊柱下咧开嘴笑，额头挤出沧桑的皱纹。小时候家乡连年旱灾，食不果腹，成年后四处云游，这些苦日子让他面露苦相。给他拍照的是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王道士发现文书以后，不断挑出一些送给官僚士大夫以换取功德钱。敦煌发现古代文书的消息随即传播开来，在新疆和甘肃考察的西方探险家循着足迹来到此地。

　　1907年，斯坦因第一个到来，将藏经洞翻了个底朝天，用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换走了29箱材料，包括270个汉、藏文包裹，以及更多非汉文文献和美术品。不到一年后，法国人伯希和也赶到，以500两银子换走了6000多件文献。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他们精挑细选，带走了藏经洞里最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精华。

　　藏经洞里5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的主体，是汉藏文佛经和佛画，另有一部分为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等语言的写本，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等。文书中最晚的纪年是1002年，藏经洞应该在那之后不久被封闭，原因众说纷纭。斯坦因认为是废弃的佛典，伯希和认为是为了躲避西夏入侵，荣新江和殷晴等学者则认为，有可能与1006年黑韩王朝灭亡于阗国的战事有关。位于新疆和中亚的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攻破西域于阗国后，对于阗佛教造成毁灭性打击。大批于阗人逃往与于阗有姻亲关系的敦煌，促使当地佛寺三界寺将佛典藏在洞中，以备黑韩王朝东进。而藏经洞中也发现了相当完整的于阗文佛典，或许就是东逃的于阗人携带而来。

　　对于敦煌文书的流失，彼时的晚清学术界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兴趣。1908年8月，伯希和路过北京，在京师图书馆，他并不隐瞒地告诉馆长缪荃孙，敦煌千佛洞藏有大量唐人写经，他挑出了唐人《沙州志》、西夏文书、回纥文书、宋代及五代刊板。但或许清朝学者的眼里只有四部典籍，也可能因为没见到实物，当天的日记中，缪荃孙只淡淡地记了一笔：“奇闻也”。

　　次年，伯希和再度来京时，随身带了五十几件藏经洞文书，请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观看。直到此时，中国学者才第一次确知敦煌文书的存在，罗振玉感叹，这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学者们提请清学部去敦煌收集剩余的文献，亡羊补牢。清学部拨款6000两，责成甘肃官府去办，可这些钱大多被敦煌官府截留下来，修孔庙和城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王道士很不满意，偷留下一些文书，随后几年，日本和俄国赶来的探险家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没有空手而归。

　　“可以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这样评价。

　　斯坦因和伯希和带回欧洲的敦煌文书和洞窟照片，在欧洲学术界和艺术界激荡起涟漪。十多年后，伯希和在法国出版六册《敦煌石窟图录》，公布了300余张莫高窟的照片。他们带回去的西域古语言文书，则推动了欧洲西域古语言研究的极大进步，中国学者将用一个世纪来追赶。

　　在欧洲发端的涟漪，就是敦煌学。20世纪20年代，学者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预见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这是“敦煌学”被首次提出，主要指对敦煌藏经洞文书的研究。后来，随着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出土，很多学者认为，敦煌学范畴应当扩大到藏经洞文书之外。

　　敦煌仅是唐朝的一座边境小州，但一直以来，关于敦煌的研究著作，却大大超过大唐都城长安，可见敦煌学的兴盛。

　　“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荣新江认为，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往，到后来历届敦煌学研讨会，这种跨越国界的传统保持不变。

　　敦煌学由此成为当代另一条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数十年中外学术交往的中断，中国的敦煌学落后于海外，迫切需要与世界恢复交流。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受南开大学之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而就在此时传出一个不和谐音符，学界传言，藤枝晃在南开说了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让一些中国学者十分不满，不过，后来据荣新江向几位在场听课者询问，藤枝晃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而是介绍他的一位中国东道主为了请大家重视这位异域敦煌学家而说的。

　　但流言既出，为中日敦煌学界交流埋下芥蒂。1988年，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为那句话改了两个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格局瞬间打开，打消了中日两国学者的隔阂。

　　这句流言所折射的自尊情绪，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一代中国学者和学子。从改革开放起，中国学者奋起直追，已将中国敦煌学提升到一个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

　　但荣新江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情绪。

　　上图：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王道士塔。下图：莫高窟对面的常书鸿故居。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现在，在西北清澈瓦蓝的天空下，王道士塔显示出“巍峨”的姿态。游人来来往往，极少有人停下来打量两眼。王道士牵引过人们复杂的思绪，他生前已受到当地民众的责难，1931年去世后，他的弟子得到当地士绅们的允许才为他立了碑。往后，讨论的视野逐渐开阔，敦煌文书的流散到底应该归咎于这个无知道士的愚昧和贪婪，还是外国探险家，抑或是那个动乱的年代，声音逐渐多元起来。如今，他的墓塔如此完好地保留着，就矗立在莫高窟一河相望的对岸，这是单纯的文物保护，还是对那段令人唏嘘的历史的警示？

　　超越时代，超越国境

　　经过道士塔，穿过宕泉河，在莫高窟著名的九层楼对面有一组简陋的院落，院门上挂着一个牌子——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这里最早是两处寺庙，1943年，常书鸿来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将这里作为办公室和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