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真的会消失吗？(2)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从重庆出发，飞往兰州机场。当年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反对：“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

　　提起塞外戈壁滩，很多人谈虎色变，常书鸿好不容易才召集起一支6人的队伍。1943年2月20日出发，他们坐汽车走了一个月，才经过河西走廊到达安西，接着雇了10头骆驼，走完最后120公里。20年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到敦煌实习，甘肃已通火车，她也坐了三天三夜，最后换成拉煤的卡车才抵达。

　　这个交通不便的沙漠之城，古代却是交通要道。自从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敦煌一直位于丝路必经之路上。从长安或洛阳经河西走廊，过敦煌，经楼兰，穿西域，最终通向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波斯湾。自西汉至明朝一千五六百年里，敦煌扼守着中西交通的咽喉，异常繁华，史称“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敦煌由此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而敦煌文化也由此兴起。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避难，提升了敦煌的文化水平，佛教开始广为流传。

　　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方面，敦煌都在东西交融中形成了独特风格。而千年过后，拂去尘埃，唯有石窟所凝固的艺术，鲜活地幸存了下来。

　　石窟这种建筑形式由印度首创，在公元2世纪至1世纪，印度就出现了贡塔帕里、巴雅、纳西克等佛教石窟。石窟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西域龟兹古国佛教兴盛，开凿了如今中国境内最早的佛窟。今天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里，壁画中的人物有欧洲人般雄伟健壮的体格，面部额头广阔, 鼻梁高耸, 大眼薄唇，可见希腊神采。

　　佛像的起源正与希腊有关。佛教在印度诞生之初，并没有建造佛像的传统。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领土扩展到南亚和中亚，也将地中海的希腊文化播撒到亚欧大陆腹地。希腊文化中最耀眼的创造之一——人像雕塑——与佛教结合，诞生了具象的佛像。最具代表性的中亚犍陀罗佛像，有着欧洲发式、希腊鼻子、波斯胡髭、罗马长袍、印度薄衣。

　　佛教东传后，在中国的石窟中，不仅能见到希腊艺术风格的渗透，还直接引入了一些希腊形象。例如希腊神话中背负天球的泰坦神阿特拉斯，在云冈和敦煌的石窟里，化身大力的佛教徒形象，背负着沉重的中国佛塔；云冈和敦煌的建筑塑像中，也能见到古希腊爱奥尼克式柱头……由此视角来看，大卫雕塑与敦煌佛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

　　敦煌石窟的塑像和壁画，在一千多年中显现出一条中外文化融合演变的脉络。

　　及至唐朝，中原画风强烈影响到敦煌艺术。传世绘画中，唐代及以前留存下来的屈指可数，如唐代“画圣”吴道子，没有一件得到普遍认同的真迹流传。幸运的是，敦煌壁画却凝固下了他的画风，大量衣袂飘举、笔法恣意的人物画，被认为继承了“吴带当风”的风格。第103窟的一幅著名维摩诘像，主体部分只用线条勾勒，极少着色，以极为自信的线描笔法展现出维摩诘外放的精神状态。

　　赵声良解释说，吴道子的典型风格，是以线描造型在画面中造成气势和感染力。莫高窟可以见到不少线描艺术的成功之作，说明相当一批洞窟是由当时的高手完成的，虽然没有留下名字。

　　敦煌壁画也保留了阎立本、周昉、张萱等唐代画家的画风。两晋隋唐佛教盛行，名画家在长安、洛阳寺院中作壁画，蔚为一时潮流，可惜，都城的寺院早已化为烟尘，而西北边疆的坚固洞窟里，却幸运地留下了他们的笔墨基因。这是中国美术史一份绝无仅有的档案。

　　以乐僔和尚开窟为起点，一千多年中，莫高窟历代都有开凿。至今，莫高窟保存着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相当于近1.5万幅《清明上河图》的面积。这些艺术品，记录了超过一千年的美术史。

　　置身敦煌石窟，人们会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很少能在一座古迹里见到历代古人留下的如此真实的痕迹。每一代开凿、扩建、改造都留下了印记，层层相累，叮叮当当凿击岩石的声音，依稀从岩缝散发出来，在空中回响。初建时的凿痕，重修时的增补，灭佛时代的暴力捣毁，村民占窟做饭熏黑的墙体，历代的题记……细节之处充满世俗之味，让敦煌洞窟同时成为一千多年人类痕迹的博物馆，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生命体。

　　北宋之后，中原王朝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1372年，明朝在西北设立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在关外。敦煌日益荒凉萧索，回归放牧之地，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

　　直到500多年后晚清，一个从大小而言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洞窟无意中被打开，莫高窟才重新被“发现”。这一次，它不仅被中国人看见，也被全世界瞩目。

　　藏经洞的百年涟漪

　　在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上，一座两层楼高的塔几乎立在道路正中央。这是一座墓塔，主人叫王圆箓，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道士——就是那位发现了藏经洞，又让欧洲探险家将敦煌文献一箱一箱运走，令敦煌从此成为中国伤心之地的王道士。

　　大约是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八国联军将在一年后攻入北京，帝国风雨飘摇。一位云游道士来到莫高窟，在荒废的寺庙里住了下来。他打算在这里长住，把寺庙对面的洞窟清理清理，粉刷一遍，用道教塑像替换佛像，改成道教的灵宫。

　　此时，洞窟开凿的声响早已沉寂，彩塑和壁画在风尘中褪色，当地百姓偶尔捐资重建一些佛像，或者给黯淡的塑像重涂上鲜艳的颜色。但随着敦煌的萧条，大多数洞窟冷寂下来，沉默地过了五六百年。

　　废弃这么多年，多数洞窟都已积满沙尘和崩落的岩体，底层洞窟更是达到封门的程度，王道士请了几位伙计帮他清理。1900年6月22日那天，一个伙计打扫沙土时，发现甬道一侧壁画出现了裂缝，透过裂缝，似乎看见有暗室。半夜，王道士和伙计将壁画凿穿，烛光之下，眼前的暗室里码着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白布包，一直堆到窟顶。拆开来看，每个白布包裹着十来卷文书。

　　事情就是这么诡谲。莫高窟少则数十个中大型洞窟，偏偏这一个坐落在荒寺对面，被王道士选中，正好是藏经洞的所在。藏经洞开凿于晚唐，十分狭小，不过一张北方土炕大小。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洞，随后开启了一门全球显学——敦煌学，也激荡出中国百年学术憾恨、奋起和复兴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