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尊大佛的脸上真能看出武则天的面貌吗？(4)

　　“就是中央影响地方。”路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佛教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印度与中亚的影响，佛教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位于宗教中心地位的首都，都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历代石窟寺的形制与内容早已脱离了印度模式，大体模仿着各历史时期位于首都地区地面寺院中的大殿。

　　盛唐时期，中国佛教趋于鼎盛，宗系林立，龙门石窟周边有著名的“龙门十寺”。白居易晚年就在“龙门十寺”之一——唐代皇家寺院香山寺隐居十余年，因此取号“香山居士”。2020年，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曾发布重要考古成果——在香山寺遗址发现唐代入华印度高僧地婆诃罗墓塔。根据唐代法藏《华严经传记》记载，地婆诃罗修行高深，唐高宗晚期及武则天时期，他在长安、洛阳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唐代的龙门石窟不仅有皇家造像，天竺(今印度)、新罗(今韩国)、吐火罗(西伯利亚)、康国(中亚)等国也有人也来到洛阳，开窟造像。

　　路伟感慨，无论兴盛的寺院、远道而来的高僧还是域外人士造像，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洛阳城开放、包容、繁华且处于宗教文化中心地位的体现。这些频繁的往来与交往，将龙门石窟的“大唐风范”带到边陲城市敦煌等地，也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地的造像。

　　例如，唐前期莫高窟的彩塑造像已经完全采用圆塑的方式，面相丰圆，更加注重写实和接近现实生活。武则天掌权时喜爱营造大佛，先是拿出脂粉钱资助修建卢舍那大佛，后于延载元年(694年)敕令薛怀义等造夹纻大像，受这股风气的影响，第二年敦煌地区的灵隐禅师和阴祖居士等共同出资兴造了莫高窟最高大的佛像，这尊像的面目也具有女性特征，所在的石窟现编号为初唐第96窟，只可惜这尊像于晚唐、宋初及清代一再重修，仅佛头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其他部位已不见唐风。

　　考古界的各种分歧与争论几乎伴随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其中的石窟寺考古也一样，各个石窟群间具体到洞窟的彼此关系与影响、艺术渊源，不同学者有自己的想法。常青记得，80年代末硕士毕业那年，自己的导师、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宿白带着他们几个学生去云冈石窟考察，宿先生60年代的学生、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也去了。那时，针对莫高窟最早的268窟、272窟、275三窟，宿白不同意敦煌研究院的“北凉说”，提出“北魏说”新论，他判断这组洞窟都是北魏窟，它们接受了云冈第二期的影响。

　　莫高窟洞窟的艺术渊源，以宿白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支持“东来说”观点，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更倾向于“本地说”。那年在云冈石窟，宿白和樊锦诗走在前面，常青和几个同学在后面跟着，他听到宿白边走边指着第17窟巨大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对樊锦诗说：“你看看这里，和你敦煌的275像不像？再看看这，到底是谁影响谁？”樊锦诗静静跟在一旁，始终没有回答。

　　争论归争论，常青说，“对于考古的结果，总会存在不同的看法。”研究石窟的人，看得最多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碰撞，而后又交流、融合。而石窟寺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形式，所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宗教与艺术，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理解石窟开凿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缩影？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有不同的答案。

　　即便在不同的答案中，这些分布各处的石窟寺也无一例外都在展现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影响了那时的人们，又如何在与中国社会的磨合中一步步中国化，以及那个历史中不停变化的中国，是以怎样的开放姿态包容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有了这副历史的眼光，也许今天的我们会更加懂得，要如何看待彼此。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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