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尊大佛的脸上真能看出武则天的面貌吗？(2)

　　公元499年，迁都不过6年，年仅32岁的孝文帝去世。次年，宣武帝为父亲孝文帝祈福做功德而开始凿建宾阳三洞。人物众多、顾盼神飞、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代表作，又因此而日后历经劫难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就在宾阳中洞。浮雕中的衣冠仪仗，忠实记录了孝文帝推动汉化后的服饰特征。洞内正壁中央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作"U"字形开胸，露出内袍的斜领及结带，巨大的袈裟下垂，几乎覆盖了整个方形台座。与同期南朝出土的文物相对比，便知这是典型中原服饰，这种服饰一改云冈石窟的“偏袒右肩式”。造像中的变化，是孝文帝改制的直接结果。

　　“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这种适合中原地区汉民族审美和文化的造像艺术被称为“中原风格”，不仅龙门石窟，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等文物中均可见到。这种风格一经形成，便以洛阳为中心向外传播影响，成为了南北统一的时代风格。

　　孝文帝成功了。这一次迁都，将100多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融入了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乃至亚洲的文化中心，并为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龙门石窟为期数百年间的营造，也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大唐风范

　　当历史行至孝文帝的孙辈孝明帝，朝中爆发内乱，几番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之后，公元528年，19岁的孝明帝被生母毒杀，北魏土崩瓦解。之后，佛教虽然仍受帝王崇信，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也仍然在中国化的进程中继续发展，但洛阳先是沦为东魏、西魏不断征战的战场，后来失去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理想中的辉煌工程宾阳三洞修建就此废止，只完成了宾阳中洞。

　　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开窟造像始于公元493年，止于528年间，前后历经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和孝明帝三帝，共计35年。北魏没有完成的宾阳南、北二洞，需要在伊河畔的石壁中静待一百多年，直到唐太宗时期才得以完工。

　　进入唐代，佛教艺术的发展已至巅峰，唐太宗恢复了洛阳东都的地位。那时，太子承乾不被李世民重视，众皇子觊觎皇位蠢蠢欲动，嫡次子李泰表现最为突出，他知道长孙皇后离世后李世民十分怀念，于是在龙门石窟为长孙皇后祈福而续凿宾阳南北两洞……也许因为此举只为积累政治资本，工程求快不求精，初唐完工的宾阳南、北洞，无论工艺水平还是艺术价值都与北魏时期的宾阳中洞不可同日而语。

　　李泰不会想到，因为“用力过猛”，这两个洞窟未能助他夺嫡成功，但北洞中因为有一尊拇指、食指、中指皆朝上后因拇指断缺而意外形成“剪刀手”的佛像，在一千多年之后火遍互联网。而龙门石窟大规模开凿的第二个阶段，由他而始，却在他的弟弟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的手下达到巅峰。

　　此时人们的审美已与北魏的“秀骨清像”大不相同，崇尚健美丰腴的体态，因此，唐代造像通常脖颈有褶，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到了唐玄宗之后，造像体态面貌相比初唐，更显丰腴。

　　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汲取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又进一步创造了生动自然的写实作风。例如不少浮雕中的“伎乐天”形象，北魏时期衣饰已经汉化，但她们常飞舞翱翔于窟顶、佛的背光及龛楣处，优美的舞姿与生活中舞人的姿态有很大不同，她们的下半身，尤其是腿部，像天空中漂浮的云朵。而唐代开凿的洞窟则让这些天女们回到了人间，站在地上舞蹈，健美的舞姿更接近现实与世俗生活，佛教石窟艺术已经与当时的中国文化、审美与实际生活完美融合在一起。

　　唐代造像中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无疑是卢舍那大佛，这是龙门石窟中形制最大、最能代表龙门石窟的佛造像，被称为“相好稀有、如月如日”。据卢舍那佛像座北端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述，先造大佛，后修佛寺。在开窟石雕佛像时，没有采取全部开凿洞窟的方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九尊大型雕像露天依山凿石而成。

　　佛像落成于公元675年，由于准确的始造年份不详，考古界对工期有多种说法，3年、5年、10年至20年，难以统一。路伟考证后认为，10年是比较符合史实的估计。

　　天后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于咸亨三年(672年)拿出自己的两万贯脂粉钱资助这一浩大工程，用当时的粮食价格换算，相当于现代六百多万人民币，此举成为她极其信奉佛教的标示。相传，卢舍那佛就是依照武则天面貌雕凿而成。而以武则天日后称帝的政治抱负来看，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不认为她会有多么笃信宗教，赞助修建卢舍那大佛是为政治目标服务——为当皇帝一步步做精神上、信仰上的铺垫，但要说大佛完全按照她的相貌雕刻，那又小看了她的智慧，“应该是把她的形象糅进去了一部分”。

　　梵语中，卢舍那为光明普照之意。公元684年，武则天为自己取名“武曌”，意为日月万里晴空，大佛不但形似武后，连名字的含义也与武则天的名字互通。

　　如今，站在卢舍那大佛脚下仰望，目光恰同佛像微微俯视的双眼交会，佛像唇边的微笑似有似无，由于面相中带有女性的优美，佛像似乎更显恬静慈悲。卢舍那大佛的面部形象被誉为中国雕塑史上的典范，是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代表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海外不少媒体称其为“东方的蒙娜丽莎”，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真是委屈了卢舍那大佛，蒙娜丽莎是平面画作，大佛是立体石雕且距今已1300多年，无论技术水平还是其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都不是一个重量级。”

　　龙门石窟第二次大规模开窟造像时期约为公元636年至746年，历经四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在龙门石窟所有洞窟中，唐代占60%，北魏洞窟约占3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据龙门石窟研究院统计，武则天参与和掌管国政的半个世纪内，龙门石窟内共发现造像纪年296例，占唐代纪年题记的66%。

　　这一时期，洛阳实际担负起了都城角色，是当时全国的统治中心，位于洛阳近郊的龙门石窟因其佛教文化内因和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权展示场、情感寄居地和佛教信仰的载体，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也引领了当时的文化情态。此时龙门石窟的造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顶点，巨大的审美影响不但辐射全国，还形成了风靡韩国和日本的寺窟造像风格——“大唐风范”。

　　公元752年，日本光明皇后仰慕武则天修建的卢舍那大佛，在当时日本首都奈良的东大寺，效仿修造了一尊青铜制卢舍那大佛，今称“奈良大佛”。韩国庆州始建于新罗景德王10年(公元751年)的石窟庵，其中佛像风格也深受唐代造像影响。

　　帝后礼佛图“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