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尊大佛的脸上真能看出武则天的面貌吗？(3)

　　盛唐之后，洛阳的佛教活动逐渐衰落，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发展南移至四川等地，截至北宋，龙门石窟造像停止。伊河依旧流淌，倒映着两岸的龙门山、香山以及山体峭壁上伸展开来的洞窟。从唐代起，这里就是风景名胜，白居易曾记：“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当帝王将相们离去，龙门石窟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风景，也是求神拜佛之所，元明清几朝，石窟虽然不再新增造像，却有不少文人墨客前来题刻题字。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再一次被世界发现。

　　第一个将龙门石窟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1893年，在中国游历的冈仓天心偶然发现了龙门石窟。他在日记中赞叹：“龙门石窟自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待他回到日本，用宾阳洞的照片制成幻灯片，举办了讲座，龙门石窟很快声名远播。此后，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美国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日本学者关野贞等纷至沓来。

　　清末民初，随着这些学者关于龙门石窟的研究专著和照片不断推出，灾祸却由此而起，他们无意中给贪婪的文物贩子和盗取者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洛阳学者赵振华在《龙门石窟盗凿史》中表述，龙门石窟被人为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几乎可以贯穿20世纪上半叶。1918年，当关野贞时隔12年再次来到龙门石窟，他惊讶地发现，自己1906年在古阳洞拍摄过的代表北魏佛像艺术最精华的16个大龛中，当时保存完好的10尊主佛像，有9尊的头部已经被盗凿。他曾拍摄的北魏浮雕艺术巅峰之作《帝后礼佛图》，在他第二次访华后不久，就只剩斑驳残壁。

　　路伟在他编著的《龙门史话》一书中，详细介绍过《帝后礼佛图》被盗凿贩卖的历史。前后不过三五年时间，完好传世1400多年的浮雕就在盗凿者手下变为一块块碎石，离开了母体与故土，几经辗转之下，如今分别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收藏。

　　文物一旦离境，回归绝非易事。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年《帝后礼佛图》盗凿出售，签的还有合同呢。”签合同的人是北京文物贩子岳彬，为牟利，他制造了很多假碎片，然后将《帝后礼佛图》真真假假的碎块分批卖往国外。他当年雇佣的盗凿者工具原始，匆忙作案中，有的石匠用火烧、用水浇来将浮雕剥离，导致大的碎块有乒乓球拍大，小的只有指甲盖大。一旦脱离原境，文物就变成了文化的“碎片”，尽管纳尔逊博物馆对碎块进行了拼接，但收购的碎块只够拼出《文昭皇后礼佛图》的2/3，且因当时技术落后、参照物有限，修复时存在不少差错，壁画神韵不再。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巫鸿曾经对媒体说，“它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浅层的、浮皮潦草的，不再完整。”这也给日后的数字化还原带来巨大困难。

　　2018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开始启动《文昭皇后礼佛图》数字复原。“推进比较缓慢，4千多块碎块，里面有赝品，需要甄别，确定是真品的碎块，每一块都找到它准确的位置，充满了艰辛和琐碎。”高俊苹说。

　　参与数字复原工程的西安交大艺术系教授贾濯非至今都记得，2018年当他在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看到纳尔逊博物馆拼接《文昭皇后礼佛图》碎块的老照片时，差点落泪，因为那些杂乱的碎块，看起来就像一堆石头垃圾。

　　在这几年时间里，参与项目的学者先对保留在纳尔逊博物馆仓库中的2000多块碎片进行甄别判定，这些碎片是当年博物馆进行拼接时被认为的赝品，研究后发现其中还有真品。随后，团队对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残壁进行了扫描，完成离散文物实体与母体的数据采集，之后再做浮雕造型还原和原境还原。他们在电脑上，通过调整老照片镜头变形，对齐老照片与残壁的共有特征点，使残壁正投影和老照片正投影重叠，获得浮雕在残壁上的原始轮廓线以及准确位置，再一个个地拖动那些虚拟的“碎块”，仔细比对它在残壁模型浮雕轮廓上的位置关系。这是一个集合学术、技术与艺术的复杂过程。

　　目前，原比例《文昭皇后礼佛图》的虚拟复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魏孝文帝礼佛图》虚拟复原也即将启动。

　　什么时候能让文物真正回家？史家珍认为，应该理性面对历史上海外流散的中国文物，实物回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下，“文物数字复原可能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但却是现行条件下较好的选择。”在他的设想里，数字化也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将石窟背后的艺术与历史最大程度向公众普及。

　　身为一个河南人，他常叹息，龙门石窟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人们匆匆地来了，走一圈，拍照，又匆匆离去。他相信一定有对历史和艺术有深入了解渴求的游客，或者说有这样的培养潜质。目前龙门石窟的洞窟并未开放，洞门口有一道围栏，人们只能在门口张望，史家珍计划将来开放一些洞窟，当然要严格限制人数，同时配合数字复原技术，“看看现在的造像和浮雕是什么样，再看看当年本来是什么样，获得感不就更强了吗？”数字复原的成果他也会与国外博物馆共享，既然文物目前在海外，那么就不应该与任何“浅层的、浮皮潦草的”的感受相连，而是应该完整深刻，毕竟它们的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首都起了关键作用

　　不久前，网络上热传一份《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示意图》，一连串箭头，自西向东，标识着佛教石窟寺艺术东传中国的路线。自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和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犍陀罗)，向东传入中国新疆，再入敦煌，又从敦煌起向东传入张掖、武威，再分成几路东汇，形成了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群……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常青在各地作石窟艺术讲座时，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提问——“在石窟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中……”也总有人把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石窟发展的源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实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

　　历史上，石窟寺的传播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作为艺术的石窟为佛教义理服务。而石窟之所以被称为石窟寺，就因为它同样是佛教徒修行的场所，是寺庙的补充。在各历史阶段石窟寺形成之时，自然是位于宗教中心地位的城市发挥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国内现存的几大石窟之间，相互有什么关系，常青认为，关键要看在不同时期，谁处于龙头位置。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后，龙门石窟在始建时无疑在云冈石窟的基础上传承，同时，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又对敦煌、炳灵寺、麦积山、陇东等地北魏石窟的开凿起着关键作用，而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朝石窟与佛教艺术又影响着云冈与龙门。到了石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唐代，长安与洛阳影响了当时敦煌、四川广元、安岳卧佛院等处石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