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尊大佛的脸上真能看出武则天的面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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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石窟：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3.4.3总第108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06年夏末，清廷派去日本等国考察立宪的大臣载泽刚刚回国，日本考古学家、古建筑研究奠基人关野贞此时也西渡来到中国。他在河南、陕西一带考察、拍摄古建筑，当他站在龙门石窟前，被其壮观华美震撼，与跟随着他的摄影师拍下百余张照片，记录了龙门石窟百年前的旧影。

　　那时，浮雕名作、曾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简称《帝后礼佛图》)尚在；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石窟古阳洞中，代表北魏佛像艺术最精华的十几尊主佛像头部也大部分保存完整。

　　这些珍贵的老照片，成为如今的学人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将流散的文物碎片和被破坏的原址进行数据聚合的重要依据。现在正在河南洛阳博物馆进行，直至2023年5月10日结束的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据聚合成果专题展上，流散的文物终于“身首合一、数字复位”。

　　历经盗凿磨难，又跨越岁月更迭，失落在历史中的珍宝恐难再追寻，而现存的造像，还来得及延缓它们的生命。在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眼中，考古才是对石窟寺最好的保护，因为它们终有一天将老去，只有最大程度地汲取文物的数据信息，才能以数字复位的方式将石窟永远地留给后人。

　　这座开凿于山水相依之间长达1公里岩壁之上的石窟，至今仍存有编号窟龛2345个，造像近11万尊，碑刻题记2890余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它是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和集大成者，那些经历过沧海桑田却依然优美的造像身上，记载了岁月的创痛哀伤，也承载着中原文化根脉和黄河文明的记忆，更烙下了不同文明交流、交汇又融合集成的丝路文化印迹。在那里，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可以在相遇、碰撞、对话后找到自己的归所。

　　“中原风格”

　　从洛阳市区驱车向南12公里，远远就可以看到伊河两岸相对而立的龙门山和香山，两山相望，像一座天然的门阙。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被称为“伊阙”。两岸峭壁上，数千座壁龛静静矗立，大大小小的佛教造像沿河次第铺开。

　　站在作为龙门石窟名片、通高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脚下，再仔细端详关野贞教授当年拍摄的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裂缝颇多的佛像，今天的卢舍那大佛相较一个多世纪前，不但没有增添“皱纹”，反而变“年轻”了。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1年开始，卢舍那大佛所在的奉先寺曾首次进行过系统性加固和修复，时隔50年后，2022年7月，奉先寺再次完成了历时228天的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50年后的又一次大修，龙门石窟研究院同时借机进行考古研究和数据采集，依托脚手架，一架三用。

　　利用难得一遇的“满堂架”，2022年6月到7月，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路伟带队对奉先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由此取得了龙门石窟的最新考古成果。在卢舍那大佛身体表面，发现了绿色、红色、黑色等彩绘颜料残留，在面部检测到金、银元素，并发现有金箔。一千多年前在唐代初建时，卢舍那大佛很可能“金箔贴面”“身着霓裳”，可以想像是何等的华美样貌。

　　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表面保留的白色物质，厚度均匀，与岩石结合紧密。经过X射线荧光分析，其成分主要为铅白，即碱式碳酸铅，古时称为胡粉、铅粉、水粉……《天工开物》《本草纲目》中有确切记载。铅白是古代画图和化妆品的重要颜料，不但为颜料附着、金箔黏结提供良好界面，也为后期抵御自然风化发挥了一定作用。

　　普贤菩萨右眼保留了完整的眼珠，经检测，质地为琉璃，而左眼采用两块拼合而成，靠近鼻子的那一半已经脱落、遗失。这次近距离的观察，路伟发现普贤菩萨两眼略微不对称，右眼狭长，大眼角(靠近鼻梁位置)角度很小，约为30°，眼珠形状规则、对称，而左眼大眼角角度较大，大约45°，大眼角一侧眼珠略为梯形。“此乃工匠有意为之。”路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普贤菩萨胁侍卢舍那大佛，身形略微向左转动，不对称的眼珠，极有可能是考虑到透视效果，“这无法不令人感叹古人的巧妙构思与雕塑工艺”。

　　可以说，奉先寺代表着初唐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常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石窟造像艺术也随之兴起，佛教石窟艺术的建造热潮和艺术高峰发生在北魏和唐代，中国几大石窟寺中，唯有龙门石窟在两个艺术高峰期都处于重要历史地位。

　　根据碑刻题记，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孝文帝拓跋宏是在中国历史中留下重要一笔的皇帝，南北朝初期，鲜卑族政权北魏一统北方，孝文帝革俗汉化，强令鲜卑人改用汉姓，穿汉服，说汉话，以雷霆手段加速民族融合，也深刻影响了汉文明的发展。

　　公元493年，孝文帝在当时的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召集群臣宣布出兵讨伐南朝。其实，南征只是他的一种借口，举国南迁洛阳才是真实目的。后来孝文帝私下诏见任城王说，鲜卑人从北方大草原走出来，徙居平城，虽然拥有了丰富的物质，但平城只能是个用兵的好地方，文治却不具备条件。

　　这一年，孝文帝突破鲜卑守旧势力的阻挠，从偏远的平城迁都到中原洛阳。正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迅速发展。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在北朝，则盛行开凿石窟。迁都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善谈庄老，尤精释义”的孝文帝大力扶持佛教，将平城云冈石窟的能工巧匠迁至洛阳，龙门峡谷的上空，开始响起了穿云裂石的斧凿声。

　　开凿于公元493年的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可能是孝文帝倡议营造的，一批支持孝文帝迁都的王公贵族、朝中重臣、军队将领，也率先在古阳洞中凿龛造像。由于孝文帝迁都后正式推行汉化政策，此时正在龙门洞窟中石雕的造像具备明显的汉化特征，不再似云冈石窟一期、二期造像那般雄健、粗犷，而是趋向活泼、温和、清秀，脸部瘦长，胸部平直，双肩瘦削，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是典型的南朝汉人所推崇的“秀骨清像”。后来被称为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精华的《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在此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