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各地政策落实的情况不同,具体给予鼓励的细则和条款还有待完善,“由于机制还没有理顺,有时会存在博物馆开发出文创产品后只能展示,不能售卖的情况”。沈明杰分析,博物馆属于事业单位,盈利要上交到上级单位,之后再以各种形式拨发,但拨发的政策和方式各个地方又不一样,所以一些小型博物馆对文创产品开发面临“二难选择”。
上海韵文博鉴公司为国内多家博物馆提供数字化文化项目开发、文创定制、文化艺术品交易等产品和服务,公司总裁陈玉林同样谈到了文创行业发展的困境,即全社会对文创商品的文化附加值欣赏程度还比较低。
陈玉林说,在日本、新加坡等地,消费者愿意为商品的文化底蕴和设计付费,但国内的很多消费者还不这么想。一些企业也不愿意下功夫研发设计新产品,就去抄袭、山寨别家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高,价格也定得很低,原创者维权比较困难,这也为中国文创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带来困扰。
针对这些痛点,2021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再次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鼓励试点单位结合自身情况,创新开发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并明确要落实奖励政策,按照有关规定对符合奖励条件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奖励。此外,要求文化文物单位做好知识产权登记管理相关工作,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价值。
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博物馆也在进行一些轻巧的尝试。地处“铜奔马”故乡的武威市博物馆,在开发文创产品之余,就推出四季流动展览、青少年社教、精品课程进校园等一系列品牌活动。当孩子们用豆子拼出彩陶上面的纹饰,用黏土捏出来文物的样子,然后在上面加入自己创新性的设计时,博物馆与日常生活,前所未有地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