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2)

　　哲学在什么地方会停止呢？哲学力图要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论语》，还是《道德经》，都力图把世界深处的道理说明白。哲学说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都是哲学永远说不清楚的。哲学说不清这些事谁来说？文学。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

　　◤文学中的“目光”：介入者与出走者◢

　　另外，文学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鲁迅先生，他跟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和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当然他们也写得非常好，但他们写的就是乡土文学，而鲁迅先生写乡土写出来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并不是鲁迅先生对农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乡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样的。其他乡土作家是从一个村来看世界，鲁迅先生是从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就写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写到《一句顶一万》的时候，感觉稍微开窍了一点。《一句顶一万》写的是一些不爱说话的人，比如与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破竹子的，还有传教的。我们村的人都不大爱说话，包括我也不爱说话，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他把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久而久之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说话了。

　　但不爱说话并不是说他没有话。那他的话哪里去了？他的话被咽进去了。过去有一句话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打碎了的话也在往肚子里咽”。不爱说话到了肚子里就变成了心事，那么多不爱说话的人都在大街上走，万千心事汇成万千洪流，改变着生活，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哲学的辩证思考。

　　《一句顶一万句》里我写了传教士老詹的故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有很多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一个传教士来到了河南延津，他是意大利米兰人。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别长，延津人嫌麻烦，叫他老詹。老詹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黄河水喝多了，就变黄了；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烩面，就变成了一个面团。四十年过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着手，和一个卖葱的老头没有任何区别。他来到我们延津四十年就发展了八个信徒。

　　他在黄河边遇到了一个杀猪匠老曾，就说，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说，信主有什么好处？(这是中国人的思考习惯)

　　老詹说，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老曾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说，你说得也对，那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吧。有忧愁你不找主找谁呢？主马上告诉你你是个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也没有，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后来被县长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庙里，每天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教徒。他心中的教义无处诉说，每天晚上用意大利文写信，写给远在米兰的他妹妹的孙子。正因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说出来了，所以他对教义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些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漂洋过海回到米兰，进入一个八岁孩子的世界。八岁孩子觉得老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的信徒有几千万，他的教堂一定像米兰大教堂一样雄伟。老詹去世了，那些杀猪的、磨豆腐的、剃头的去给他办丧事，发现一张图纸，就像米兰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图纸。这时候，图纸活了，塔顶上的大钟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老詹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他传教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什么地方最适合传教，在不信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没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顶一万句》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法国一个书店交流。一个法国女士站起来说，你知道我们老詹他妹妹的孙子现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他在书里就是一个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说，他现在就是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听了之后我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责，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写好——哲学和文学的量子纠缠在我这里出现了。如果我当时能知道有这样的人物结构、知道八岁小孩未来成为了米兰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视野和格局，《一句顶一万句》又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的——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当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写好，但是你回头看也会有很多遗憾。当然缺点并不是坏事，失败也不是坏事，它是写下一部最大的动力。

　　◤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

　　最后，我想谈谈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们没到我们村去——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层面：首先，是语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话是幽默的，而是后面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幽默。当然，最好的幽默是结构背后道理的幽默。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了河南饥荒那么大的灾难，但能够看到这个小说里的幽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生活背后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为旱灾和国民政府赈济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万人。我认为，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其实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重复死了三百万次。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事实，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是一个思考。因为这三百万人的死法、原因、动因，包括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能让一个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复三百万次，而且是死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三百万次的重复死亡？

　　在写小说之前我回了老家，想问问1942年的幸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说，姥姥我们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饿死人那一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残酷更触动我。人对恐惧的恐惧是一种恐惧，对恐惧的遗忘是另一种恐惧。

　　行，我说为了遗忘我就试试吧。接着我就把从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范围内的文献都看了，包括《泰晤士报》《民国日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和小”之间的哲学问题：对一个区域来讲，三百万人很重要，特别对我们河南人而言；但是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等等，从《纽约时报》一直到《泰晤士报》，所有世界的新闻都集中在了斯大林格勒，集中在了宋庆龄访美，集中在了甘地绝食。有报道说丘吉尔感冒，却没有一个小豆腐块在说河南，那就证明河南死了三百万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对蒋委员长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处理的是跟美国、英国、苏联之间的关系，包括进入胶着状态的中日战争——那些事情稍微处理不好，中国就会向别的方向偏离。但在内地死了三百万人，不会影响世界的格局。我突然发现他们不是因为旱灾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