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戏剧家的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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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蜚声世界的印度文化巨擘。他1913年以《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第一人。泰戈尔集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但他有一个格外重要的身份却一直被人们忽略——泰戈尔不仅在印度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享有国际声誉。身为孟加拉族人，他一生用母语孟加拉语进行戏剧创作与实践。从1881年发表第一部音乐剧作品至1939年最后一部舞剧作品问世，其戏剧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至少创作了70个剧本，剧作所涉范型包括音乐剧、诗剧、剧诗、象征剧、社会剧、喜剧、舞剧等。他还身兼剧场导演、制作人、作曲家、演员，有生之年导演、制作、参演了多部自己创作的剧作。

　　戏剧艺术在印度本土根基深厚。公元元年前后的《舞论》代表了印度古典戏剧理论达到的高度，梵剧的创作展演展示了次大陆戏剧艺术的精湛。中世纪，印度教虔信文化哺育各地方戏剧表演艺术持续发展，16世纪以降，孟加拉兴起的民间戏贾特拉以强劲的生命力享有广泛受众。现代剧场在孟加拉的萌芽可追溯至17世纪初英殖民者以加尔各答为据点的贸易扩张。18世纪中后期伴随英殖民统治确立，剧场作为殖民的舶来品登陆孟加拉湾。肇始于19世纪初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印度精英知识分子对本土传统文化话语的重构。作为这场运动的弄潮儿，孟加拉语戏剧通过自塑、再造、调适踏上构建戏剧民族性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印度现代戏剧的先行者。不论文学还是剧场，19世纪蓬勃发展的现代孟加拉语戏剧受西方写实主义影响很深，戏剧尚未真正立足于本土。在此历史背景下，作为孟加拉文艺复兴代言人的泰戈尔以戏剧创作实践为复兴印度文化的艺术载体，为推动现代印度戏剧的民族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富于“情味”的戏剧创作

　　泰戈尔剧作成果甚丰。不同阶段的作品在主旨、情节、结构、风格、排演方式、受众反响、美学接受上呈现惊人的多样性。其戏剧文学颠扑不破的特征是“印度性”：剧本内隐结构按照孟加拉式的民间生活范型来处理，主题情节指向《奥义书》哲学理念的精髓——在“有限”中探寻“无限”的圆满。

　　早期探索试验阶段，泰戈尔创作了音乐剧、剧诗、诗剧，尝试在西方范式中演绎印度故事中的人本主义。《国王与王后》和《牺牲》在场幕、行动的复杂背景、主次情节交互、韵散结合、复仇母题、心灵独白、死亡场面上明显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悲剧的结构与风格，不过，这两部作品的主旨与情怀仍是印度式的。这一时期，泰戈尔反复试炼剧本结构技法与诗歌文体形式，艺术上虽未形成标签风格，但剧作主旨内涵已彰显出“印度性”。《玛丽尼》（1896）标志其戏剧创作的转折，泰戈尔开始放弃情节与行动主导的西方悲剧范式，改用单一戏剧情境与简单直接的戏剧行动。这一“去行动”“轻情节”的倾向，此后成为泰戈尔戏剧的标签风格。《齐德拉》（1892）是泰戈尔告别纯韵体的最后一部诗剧，从《离别的诅咒》（1894）开始，他尝试采用孟加拉文押韵联句代替纯韵体，以新韵体诗歌形式进行创作。这一时期他以大史诗、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几部诗剧闪烁着承古创新的光芒，对伦理议题进行了高超的美学处理，表现了印度教文化的伦理观与价值观。艺术上，“去行动”“轻情节”“轻场幕或无场幕”的特征则渐显明晰，人物内心矛盾代替外部行动冲突，制造出别具一格的戏剧性。

　　借用史诗《摩诃婆罗多》素材改编的诗剧《齐德拉》中，曼尼普尔国公主齐德拉在春神与爱神的赐佑下获得为期一年的绝世美貌，赢得了英雄阿周纳的爱。此后她却陷入虚假身份与真实自我的矛盾抉择，灵魂备受拷问。剧终，她揭开面纱，向爱人显露本貌并坦陈真相，阿周纳深情接受了真实的她。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新月社为庆祝其64岁寿辰筹备欢迎宴会，压轴节目便是《齐德拉》。演出圆满完成时，深受感动的泰戈尔向全体演职人员致敬感谢，此事成就了印度戏剧在中国跨文化展演的一段佳话。

　　中期成熟定型阶段，印度文化精神在泰戈尔的戏剧文学中日益明晰，服务于民族意识表达的戏剧形式逐渐定型。《秋之节日》（1908）开启了泰戈尔象征剧的时代，它与《暗室之王》（1910）、《顽固堡垒》（1912）、《邮局》（1912）、《春之循环》(1916)、《自由之瀑》(1922)、《红夹竹桃》(1924)、《时代之旅》(1932)、《纸牌国》(1933)等剧作构成了最能代表其戏剧原创性成就的象征剧品类。它们摒弃了彼时孟加拉语戏剧文学剧坛奉为主流的写实主义范式，与西方戏剧传统的“再现”话语标准判然两途，构建了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印度叙事。这些剧在主旨上，皆揭示了存在于神性、普遍人性、宇宙自然之中的印度式理想价值观所体现的积极光明的现实；在情节上，无悬念设置与高潮迭起，人物行动一目了然，行动节奏并不紧凑且时有延宕。矛盾冲突不由行动推进而产生，而是源于正反两种对立力量的理念冲突；在结构上，不严格遵循场幕划分，戏剧冲突极度内隐；在人物上，“拟人化”“类型化”的抽象概念式角色塑造服务于泰戈尔政治文化理念的寓言式或象征性表达；在艺术上，运用序幕与唱段穿插、时空寓言化、叙事中介者的设置等创造出印度式反写实叙事。

　　《暗室之王》（1910）是体现泰戈尔象征剧精髓的经典之作。王后渴望见到一直与之幽会于暗室的国王，却误将花环投赠他人。一场宫廷大火中她终于撞见真国王，却因其可怖形象大受打击而返回母国，由此引发了众王争夺她的战争。关键时刻，暗室之王平定乱局挽救了王后。剧终，国王邀请她一起走出暗室，光明中她发现，原来自己的挚爱无与伦比。这是一个关于焦灼不安的灵魂个体历经修行，放弃小我后终与神团圆的故事。国王象征“梵”，王后象征“我”，该剧探讨了个体灵魂如何认知“梵”并与之结合的哲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