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良心才回来”：文艺作品中的“高加林”为何那么多(2)

进入大众影视时代，经典的“高加林”取代了传统的“陈世美”，成为文艺作品中的经典模板，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不少高加林的“分身”。《北京爱情故事》里的石小猛，堪称“北漂版高加林”。石小猛来自云南农村，高考时拼死拼活，最终进入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石小猛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省吃俭用。三年后，石小猛东拼西凑付了5万定金在五环外买了一套38平方米的公寓，只要拿到老板允诺的一笔8万元的业绩奖金，他就够付首付了。他与从云南来到北京的女友沈冰一起幸福地在畅想未来。

城市的残酷、人心的冷漠、阶层的板结超乎石小猛的想象。先是公司老总坑了石小猛，允诺他的8万元奖金飞了。而如果他没有如期交首付，5万元定金也要不回来了。再接着，石小猛的富二代朋友程锋看上了沈冰。程锋的父亲找到石小猛，劝说石小猛与沈冰分手，换取金钱和机会。他告诉石小猛：财富和地位才是男人的脊梁，“没有女人的男人还是男人，没有金钱的男人就像是被抽了脊柱的软体动物，永远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石小猛痛苦地接受提议。

电影《致青春》中，穷小子陈孝正同样为了前途放弃女友郑微，理由是“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与郑微的爱情是陈孝正的“误差”，他决定舍弃爱情，用他的青春和尊严去换取机会和前途。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卖了良心才回来”的著名叙事，主体都是“穷小子”。穷小子为了实现阶层跨越，将自我与爱情资本化了，他们舍弃爱情为的是“往上爬”。对“高加林们”保持道德批判是可行的，但作为一种现象，道德上的批评又是不够的。

“高加林难题”的批判性

路遥创作《人生》时，多少受到司汤达《红与黑》的影响。事实上，小说中就提到了高加林与于连的关系，虽然仅仅是外貌上的关联。路遥在描写高加林的长相时，形容他“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人生》发表后，1980年就有批评家发现高加林与于连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红与黑》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司汤达的创作意图并非对于连的所作所为进行“三观”上的指摘，而是要经由于连这样一个年少有为的青年的“堕落”，抵达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批判。于连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诠释了新兴阶层热情、勇敢、追求自由的精神。但生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王朝复辟时期，个人的奋斗拗不过森严的等级、板结的阶层，最终导致有志青年于连丧失了淳朴真诚的自我，并最终走上断头台。于连的幻灭，也是渴望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平民青年的幻灭。

固然《人生》最终落在劝诫青年要走正途的结论上，小说末尾，作为叙述者的路遥忍不住出现发出呼吁，“作为青年人自己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对待理想和现实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当的，也不能通过邪门歪道去实现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过来会给人造成一种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毁掉人的一生！”然而，经典的魅力恰恰在于它逃逸创作者的个人意图，在无形中所具备的难以化约的深层内涵。无论创作者是否有意，《人生》延续着《红与黑》的批判现实主义底色，经由高加林的“堕落”，深刻揭示了时代中存在的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

路遥的《人生》里，时间背景是1980年初，城乡二元格局依然牢不可破，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殊为不易，“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人生》中也敏锐地发现城乡不公的问题：“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因为这种不公的横亘，与城市姑娘的爱情结合，几乎是高加林变成城里人、奔赴远大前程的唯一机会。

阻碍阶层流动的，既有机制的原因，也有外力的干涉。从小说到剧集，高明楼都是摆弄高加林命运的无形双手。而从古至今，有权有势阶层的逐利冲动一以贯之。小说中，路遥对这类人予以直言批判：“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

概言之，无论是《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红与黑》里的于连，还是《人生》里的高加林、《北京爱情故事》里的石小猛，这些穷小子都有过纯真灿烂的时刻。他们之所以纷纷在往上爬的过程中成为“负心汉”、之所以纷纷拿爱情去换前途，症结在于：阶层流动阻塞，穷小子的出路过于逼仄。如此，穷小子就有可能以自身所拥有的东西为“资本”去置换机会。只要社会流动存在问题，“卖了良心才回来”“穷小子负心汉”的叙事就一直存在，“高加林难题”就会存在。

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说“高加林”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卖了良心才回来”的逻辑依然存在。比如“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如果一对情侣，有一人成功“上岸”，拿到铁饭碗，另一半未能成功上岸，未能上岸的那个人大概率会被甩；人们依然同情巧珍，但也有不少人认同高加林的选择，留言安慰“巧珍们”也去考铁饭碗，“考得比他的单位更好，让他刮目相看”。

这是我们今天重读《人生》、重启“高加林难题”讨论的必要性所在。只是，批判“高加林”负心当然是容易的，但我们还应思考的是：如何让那些有才华有干劲的“穷小子”体面地实现阶层跨越，而非将他们一再抛掷于残酷的人性考验中，让他们在前途与爱情/良心之间做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