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去聊(2)

也正因此，韩延希望在电影中展现真诚，希望观众可以从这份真诚中有所收获，去重新看待自己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三哥跟小文的情感、三哥跟父亲的情感、三哥自己的成长历程，情感都很真诚，没有去粉饰、夸张这个职业，也没有做很多戏剧性的放大，我们很真诚地记录了从事丧葬行业的、看似不靠谱的一个青年人的一段生活。这是我们在拍摄中一直贯彻的准则。”

孩童的视角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温度

《人生大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哥在操办一位小女孩的后事时，意外被小文在骨灰盒上涂鸦作画，三哥本以为会遭到丧属的责怪，却没想到他们反而鞠躬感谢。小女孩的母亲说：“看得出你们的用心，我女儿最喜欢画画。”道出了小文作为同龄人送上的心意，也让三哥错愕不已。小文的孩童视角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温度，戳中了无数观众泪点的同时，也打破了大家对于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

对于从小孩的视角看待死亡，韩延表示，是因为他们想有个反差。通常，父母都会教育孩子不要碰死人东西，因为晦气，吃饭不要插筷子等等，“我们成人已经接触过那样的教育，所以，是世俗的，看到三哥这样的人就会觉得他每天在跟死人打交道，在死人身上摸来摸去、给死人化妆，就觉得晦气，这是主观意识给我们带来的。但小文没有，她是个孩子，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跟她说人死后变成星星，她会信，因为她是单纯善良的。我们已经被文化中的忌讳熏陶过，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些事带有偏见，对殡葬师这类人有偏见，甚至有一些避讳。小文能跟世俗的人形成对比，这些对比能给三哥重新找到自己定位的信心、可能性。”

三哥告诉小文，她的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他们就是种星星的人。将殡葬师形容为“种星星的人”令人泪目，韩延说当刘江江导演提出“种星星的人”时，他很有亲切感，也唤醒了懵懂时期的自己对于死亡的认知，“江江导演也聊到，人生的一头一尾都需要别人照顾，出生需要人照顾，离开需要人照顾，去世时候是由陌生人送走你，穿上最后一套衣服、化上妆，所以，做殡葬行业的人很伟大。”

对于扮演小文的小朋友杨恩又的表现，韩延以“逆天的表演”来形容，“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很惊喜，成年人无法揣测小孩怎么演戏，她演出来的所有的点都令人惊喜。她和三哥分别那场戏，在出租车拍着窗户喊爸爸，没有人教她，是她自己喊的。这种点很多，她能进入这个角色，不是在演，她能够理解小文，进入小文这个角色。我们边拍边觉得她无可挑剔。我们都不是孩子，我们对孩子的表演都是靠想象，你不能说孩子演得不对。又又的表现是好和准确，是孩子的本能下的准确，她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小演员。”

三哥这个角色对朱一龙来说挑战不小，韩延说在做完朱一龙的造型后，他就觉得很像他脑海中想象的三哥，“三哥在影片中第一次露面，是在车上跟前女友发微信，下了车提着鞋吊儿郎当往里走。在那场戏之后，我就没有叫过他朱一龙，都叫他三哥，剧组人也都叫他三哥。那场戏他一下就融入到市井气氛里，找到了烟火气的感觉。”韩延称赞朱一龙很热爱表演，而且爱思考，“拍戏期间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表演的东西，他心里面也会给自己提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之高都不是把角色完成演好，他在追求演员下意识的东西，追求那些高级的东西。合作之后感觉他的表演越来越成熟。”

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

监制《人生大事》，也让韩延收获了很多关于死亡的新的认知。“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拍第一场戏入殓的时候，三哥在床上开始给老太太入殓，现场一片嘈杂，随着镜头开始，所有人肃然起敬，前面还是挺不正经的三哥，那一刻突然觉得他的工作很神圣。后面三哥抬着棺材往外走的时候，我们没有给群演讲戏讲得那么清楚，没说‘这是谁死了，你们跟他什么关系’，我们都没有设定，但是当演员抬着灵柩往外走的时候，群演的眼睛都是红的。”

这场戏让韩延感觉到中国人天生对死亡有敬意，“那一刻我觉得拍这部片非常值得，我们拍这部电影讲了三哥这样一个殡葬师，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职业的内容，之前很多人排斥他们，我们的情节里也有，三哥前女友一直说你是干那行的，很多人不愿意说出他的职业，旁边的人则说他吃死人饭，这种恶言恶语伴随他的成长，对他心灵有很大的冲击。我也相信，在现实中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会有这种处境，我们用这部电影把他们的生活展开了，其实他们是我们应该去记录的一批人。”

韩延表示，《人生大事》不是从题材上去猎奇，“不是因为这个题材稀缺才去拍的，是因为这个题材更适合承载我们对于生死的思考，丧葬只是一个符号和把手，剧情才是承载我们想表达的内容的核心。”

韩延对生老病死这类主题有一种敏感和偏爱， “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去聊，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会有那么一天。” 因为拍摄《人生大事》，他和导演刘江江聊了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听刘江江讲述他少时的故事， “我体验了很多他的人生，他对生死的看法对我是一种冲击和补充。”

韩延希望通过《人生大事》这部电影能唤起大家对于死亡新的思考，“既然这件事避免不了，就不要回避，今后能更多尊重死亡，尊重这个行业的人。”

监制了《人生大事》，韩延说对于他而言，最直观的意义就是，“我想做一个跟丧葬有关作品的心愿了却了。我很早就在筹划这件事，碰到江江写了剧本，我们一起做了这件事，心愿和表达上的欲望被满足了。”

拍摄这部电影对韩延的另一个意义，是让他每天都在揣摩 “人生除死无大事”，揣摩生死的玄机和端倪。“这个片名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电影的生死观，一般的人生大事都是好事，比如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有一句话说‘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这句话其实也是‘人生除死无大事’。我们把死当成大事是因为我们正视死亡，表达的主题是死亡，这件事大家都避免不了，再怎么避讳、嫌人家吃死人饭、多么不齿这个行业，都避不开死亡这件事。我们要把死亡当成大事看，也要当成正常的事去看。”

韩延认为好电影不仅是给人以娱乐， “不说让我心灵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微带给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动。我们拍电影或者其他文艺创作，都需要给受众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愈。《人生大事》除了让我们直面死亡，主题也有珍惜当下的意思，人生不易，但更要好好活着。”（文/记者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