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希望通过这本书唤醒大家对英雄的敬(2)

从创作的理性上，梁晓声并不排斥文学作品、影视、戏剧着重写一个反面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教父》《美国往事》中都有这样的人物。“但如果只是宣扬人性有多坏，是非常错误的写作理念，纯粹是博眼球而已。关于人性的深刻性早在希腊神话里就写到极致了。如果文学作品对人性恶的呈现没有反思就毫无意义。”梁晓声说，他提出“好人文学”的概念是受俄罗斯早期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提出的“新人文学”的影响。他们在所处的时代看到了贵族子弟的颓废、糜烂和无所事事，所以提出要为俄罗斯塑造新人，贵族青年应该成为国家的栋梁。“《安娜·卡列尼娜》就写了没事可做的贵族群体，那种不负责任的爱情游戏成了他们的日常。托尔斯泰觉得这是不可以的。这也是他后来写《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原因。”

“我所读的优秀作品中，好人都是主要角色。”梁晓声举例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在俄法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就是好人，体现为自律，为他人着想，对社会其他阶层有悲悯之心。战争爆发后，他带着有病之躯上前线指挥，但一到前线就得了疟疾，死在前线。而他的弟弟，一个少年，是死在战场上的。“因此，我们发现，在和平年代有筋骨、有温度的好人们，在家国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而然成了保家卫国的人。有人问我，《人世间》里写周秉昆和他的哥们有什么必要？他们身上的亮点究竟在哪？其实，他们表现的是百姓之间的情义，如果面临更大的考验比如战乱，小人物的情义就可能成为家国情怀。在抗日队伍中，有名有姓的英雄背后是无数无名的人物，他们绝大多数是普通人。”

一个需要诚实回答的问题

《父父子子》中，梁晓声有很多喜欢的角色。“我很喜欢小舅和他的恋人阿黛，也喜欢高坤与老黑人马丁由音乐结下的友谊。还有协助高鹏举进行抗日工作的几个年轻女孩，她们都很小，但已经历过战斗，有了信仰，知道纪律，跟和平年代的青年是不一样的。”有人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看风吹雨打处别样情浓》，梁晓声深以为然。“我不觉得这本书只是铁血，也有别样情浓。在特殊年代的情愫是很宝贵的，这也恰恰是我倾情去写的部分，比如小舅和阿黛告别的时候，在废墟上跳舞、吹萨克斯的情境，一定是我把自己带入、倾注感情去写的。”

谈及古稀之年的创作心境和中青年时期相比有什么不同，梁晓声的回答是，“恐怕最重要的东西是没变的。我的长篇小说大都在写青年，《知青》《雪城》《年轮》等作品中都有我心目中好青年的形象。当然，因为年代背景不同，好的表现也不同。我在写那些可爱青年的时候，创作感受是愉悦的。如果再有来生，和这些青年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愉快的事。”

不过，《父父子子》这部作品也让梁晓声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30多岁就已成名，身上一直有忽大忽小的光环，很容易飘起来，想象自己很了不起，是个人物。当人处在这种想象中回望历史时，优秀同胞的形象会离他越来越远。而真的回到历史中重新去看，心中就会油然而生对先烈的敬意。只有敬意产生才能摆正自己在社会的坐标。这时进行创作，就会怀着一种谦卑、虔诚的感情。”因此，创作《父父子子》的过程让梁晓声受了一次洗礼。他经常问自己：倘我还年轻，倘我处在那个年代，我能做到像笔下人物那样吗？我能做到像历史中真实记录的人物那样吗？“要诚实回答的话，自己给出的结论不一定是肯定的。那需要多大的义勇？连鲁迅都说，他干不来革命那件事，因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我也是在和自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