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迪曼德：无人的空间，“人”无处不在(2)

托马斯·迪曼德：不像油画或是计算机生成图像，纸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材料。有人会撕纸，有人把纸揉成一团，有人用纸来包裹物体，又有人用纸杯喝水。所以潜意识中，我作品的表面与外观对于观众来说很熟悉，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点非常重要。

托马斯·迪曼德，《苍头燕雀》，2020，裱框喷墨打印 172 × 135 cm。

澎湃新闻：据说你起初是通过拍照来记录你的雕塑，之后则是出于拍摄才制作雕塑，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托马斯·迪曼德：我没有空间来保存我的雕塑，我想要记录我在工作室中做的事情。如今我仍然这么做，只是我找到了将其与观众分享的方式。但是我也意识到，物体在被拍摄后，显然会发生状态的改变，而图像遵循自己的规则，语境会改变，内涵会诞生，叙事会发生。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问题，我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希望加以控制，利用它来达到我的目的。我的工作是不断演化的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某个突然的想法。

澎湃新闻：一些评论家将你的艺术归于“无表情美学”，认为你受到了贝歇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的影响，他们与你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Düsseldorf Art Academy）的经历有关。你是否认同对你风格的这种归类？你怎么看待摄影中的无表情美学？

托马斯·迪曼德：说到视觉艺术，“无表情”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能说明什么，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在我看来是无表情的，但是他很有趣。贝歇夫妇有很多特点，但他们并不有趣。

我从未在贝歇夫妇那里学习过，事实上我也从未接受过摄影专业教育。所以我可以坚定地说，我对他们只有尊重，当然，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是孤独的，我们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如果一定要说些什么的话，我早期的作品是通过大规模印刷来建立生产手段从而实现的，这种方式和安德烈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施特鲁斯（Thomas Struth）、托马斯·拉夫（Thomas Ruff）这些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的成员相似。但我还要说，我的作品和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摄影传达了对于世界的客观看法。我早期图片的大小已经通过建立生产手段，通过大规模印刷像Ruff, Struth和Gursky。我甚至会走得更远，我的作品与他们的作品相反，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种客观的世界观，而这正是摄影所能提供的。

托马斯·迪曼德个展“历史的结舌”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此次上海个展命名为“历史的结舌”，如何理解这种“结舌”？

托马斯·迪曼德：这个标题是策展人道格拉斯·福格尔（Douglas Fogle）想出来的，意思是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不间断的叙事。当我们讲述历史时，总是会有裂缝、重复和不测。我这里指的是叙事形式的历史，而不是我们回顾历史时所说的事件。

澎湃新闻：你在作品中转译历史的方式让人想到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如今，当摄影图像不再保证真相时，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们，去看待你的作品？

托马斯·迪曼德：我是一名视觉艺术家，我试着去找寻一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在一定距离之外去反映世界。处理图像时，我们必须注意是谁向我们发送了这些图像？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事实并不是所展现的那样。但与此同时，它们是事实的一部分，事物通过摄影，进入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

托马斯·迪曼德，《控制室》，2011，彩色合剂冲印、迪亚赛克工艺装裱，200 × 300 cm。

澎湃新闻：在《日报》系列中，物品的摆放是否有什么原则？在你创造的场景中是否有“决定性的瞬间”，还是说它们是“偶然”的？

托马斯·迪曼德：我希望它们看起来是意外的，而不是偶然的。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完全处于图像内部的叙事，不涉及外部信息。在这方面，它与其他的作品是对立的，即使我拍摄的方式和先前的创作是一致的。它们也描绘了这样的时刻，可能你在图像上不会看到更多的关联，没有隐喻，没有历史语境，只是由物体组成的非凡星群。一个视觉的俳句。

澎湃新闻：展览中还有“自然”系列的作品，怎么理解自然的“制作”？诸如《林中空地》这样的作品也有人的痕迹在其中吗？

托马斯·迪曼德：我所有的图像中都有人的痕迹，主要是我自己的痕迹。毕竟这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手通常可以追溯到人类，因此如果没有人在镜头面前虚构出世界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些照片。

自然是摄影的叙事，它不是荒野。这种媒介与高水平的技术相结合，所以即便你找到了完全未受影响的最后的荒野之地，一张拍摄并展示出来的照片也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对自然的隐喻，一幅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的图像——不管摄影师的目标是什么:成为隐士，寻找失落天堂，又或是抒发情绪，结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