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万件中国文物流落海外，故土难归！为何流失，如何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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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近千万件中国文物流落海外，故土难归

为何流失，如何回家

无论是刚刚完结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还是“文物拟人化”创作，都让我们回想起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以及流出国门，散落于异国他乡的文化珍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文物不仅仅有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也有情感价值。我们赞叹中国文物之美，又愤恨于外国人盗掠之后的惨状。文物的际遇与国运相连，上个世纪初中国文物遭受劫掠的历史，我们应该有所了解和认识。

去年出版的《国宝流失百年祭》作者之一常青，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他在美国三大博物馆都从事过研究工作，参观过欧美大部分重要的博物馆，常常在中国国宝的展柜前嗟叹不已。他与另一位作者黄山一起，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史实及流失国宝多重价值做了梳理与研究。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导致众多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有何种价值？它们现在身在何处？

探险家和古董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文物法，民众对文物也没有认识，看不到文物的价值。这就给当时的外国探险家“乘虚而入”的机会。这些探险家中，以英国的斯坦因最为著名。

1900年代，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前往中亚探险考古，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都留下足迹，此后，他又往返中亚三次，卷走大量文物。

这是一幅盛唐8世纪的《引路菩萨画》，图中的菩萨身佩璎珞，身后跟随的女子梳着典型的唐代女子的发式，其衣着、发型乃至丰腴的脸部均与盛唐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出一辙。这是唐代佛教绘画中的精品，也是研究中国绘画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斯坦因把它从敦煌藏经洞带去了伦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藏经洞共出了300多件唐宋时代的纸本、绢本、麻布本的绘画作品，其中，斯坦因拿走了200多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伯希和拿走了100多件，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他获取了“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地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美术品的遗物”，全部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而这些所有的文物，他只花费了40块马蹄银，相当于500卢比。对斯坦因来说，这笔交易简直没有更划算了。

“可惜的是，当时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重视，甚至在斯坦因把文物打包装箱、准备运走的时候，部分官员还大力为他联系工人、提供帮助，设宴招待，热烈欢迎他下次再来。”常青说，如今，大英博物馆收藏着斯坦因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获取的9000多卷古代写本。

但是，以斯坦因为代表的探险家仅仅是使中国文物外流的第一类人。“他从中国获得的文物有几万件，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全世界的文物大概有800多万件。”探险家所谓的“壮举”，引起了外国收藏爱好者与古董商的极大兴趣，而这些人则是使中国文物外流的第二、第三类人。

很多人听过卢吴公司与山中商会的名字，这是在中国文物外流中起关键作用的两大古董商行。卢吴公司的创建人卢芹斋（Ching Tsai Loo），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古董界。卢吴公司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文物长达30年之久，不计其数的国宝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美，包括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两幅浮雕作品，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另一大出售中国文物的古董商行是由日本人创建的山中商会。在1927年以后，山中商会参与了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25所洞窟里，150多件精美雕刻被盗凿，整个石窟群基本被毁。

常青介绍，这些古董商，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号，在中国文物外流中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从中国流向海外的文物，大多都曾经过这些古董商的手。

有家难回

常青说，百年来，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概在1000万件左右，除了保存于国外博物馆里的160多万件有明确下落外，还有800多万件文物在私人手里，下落不明。

这些流失文物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财富，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情感，让它们回家，是所有国人的期盼。迄今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但即使如此，文物“回家”这条路，依旧漫长而坎坷。文物流失国提出的归还请求，要么被拒绝，要么被敷衍、拖延，直到不了了之。比如，2002年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就联手发布《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抵抗文物流出国追索要求。此宣言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文物流出国的明确反对。

这背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外应对文物的思维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文物中蕴含着民族精神与情感，归属于国家，出口文物也是被禁止的。但在外国人看来，文物是具有鉴赏价值的收藏品，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至今进出口也自由。旧时中国没有文物保护法，哪个国家的人买了就是谁的，由此，他们也很难接受返还的要求。”

除此之外，通过官方渠道促推文物返还也是难上加难。

最大的阻碍在于，国外博物馆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政府无力干涉博物馆的管理，也无权过问文物的流向。“国外博物馆采用的是财团法人制度，或归私人所有，需要自负盈亏。为了获取一件文物、办一场展览，四处向私人收藏家或基金会‘化缘’，政府不会为它们提供任何保障，他们不得向博物馆提供资助。这也导致政府无法向博物馆施加压力，强制要求对方返还文物。”

杭州人的捐赠

流失文物漫漫归途，映射着那段失落的历史，也让文物回归的迫切性重新摆到公众面前。

常青说，国际公约具有局限性，只能期望相关国家主动归还文物，但我们不能放弃为此表态。比如，过去大英博物馆专门设有一个展厅，专门展出斯坦因从中国拿走的文物，还贴了斯坦因的照片，介绍他怎么从中国拿到文物的。我国对此意见很大，博物馆后来把关于斯坦因的介绍拿掉了，只展出他拿走的文物。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流失海外的文物，大致摸清了流失海外文物的情况；近20年来，更通过国家和爱国人士的努力，部分国宝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十年间，有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