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没看清大明(2)

　　无视这一背景，把帅嘉谟刻画成“专业至上”的现代人，不甚妥当。在马伯庸以往的作品中，常把古人写成被启蒙后、有独立自我的现代人，固然降低了阅读门槛，却传递出“今古近似”的误会，使读者忽略了近代转型的巨大跨越，对这种只求娱乐效果、放弃责任的写作，读者应有警惕。

　　帅嘉谟不是学霸，也难说是算学家，他有出风头的愿望，但五县人称他是“刁军”“歙刁”“卫刁”，也属污名化，是假装成“道德批判”的利益博弈。

　　在电视剧中，专给帅嘉谟配了个类型人物丰宝玉，他好赌、无能，却有附生身份。

　　附生即附学生。明代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朱元璋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称为廪生，国家按月支米。后科举发达，官学扩招，新增学生即增生，入学但不享廪米。增生之后，又有附生。廪、增、附成三个等级，合称生员，考试成绩好，可逐级升格。

　　生员只有基础功名，能量却大，被称为“蓝袍大王”，在基层社会中横冲直撞。

　　“蓝袍大王”惹不起

　　生员为何成“蓝袍大王”？

　　据学者赵毅、武霞的《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明朝法律规定，生员可参与地方事务，有列席乡饮酒礼、乡约会议之权，凡救灾、赈济、修桥造渠、建书院等，均可与缙绅、里父老共商，学校的明伦堂常作公议之所。

　　生员涉案时，见县官可免跪、免体罚，即使犯罪，也可以褫革衣巾代罚。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称：“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

　　生员享特权，有钱人不惜重金捐纳，成捐生。明代生员已趋无赖化，即“大抵乡间有一青衿，则一族一家皆倚赖之。一族一家而有事也，本生必不容不出头，谓之撑持门户”。不少生员参与民间诉讼牟利。

　　电视剧中，负面人物程仁清遭陷害，失去科举资格，成了讼师。讼师历史悠久，春秋后期郑国人邓析被称为“讼师鼻祖”。在古代，讼师以替人打官司、写状纸为职业，历来受轻视。

　　《史记》称邓析是“诈伪之人”，《唐律疏议》禁止诉状代笔，《宋会要辑稿》则规定：“教词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大明律》亦明确规定，挑讼、教唆、诬告等行为会被处以重罪。

　　古人歧视讼师，源于儒家的“无讼”思想，可随着市场发展，利益日渐分化，“无讼”已无可能。坚持“无讼”，实属自欺欺人。

　　秘本不乏正能量

　　从文献看，讼师职业最早出现在南宋，宋代还出现了培训教材《邓思贤》，又称秘本。宋代对状书要求严格：字数不得超过两百；一状一诉；与己无关不得代理；月底才接受状书；时间、姓名不实者不受理。无专业人员协助，很难完成。

　　明清对诉状的要求更严，“凡各府州县受词衙口，责令代书人等俱照后式填写，如不合式者，将代书人重责枷号，所告不许准理”。

　　明代有很多著名讼师，如宋士杰，按当时法律规定，讼师不得出庭，但他常上庭，清代还出现了女讼师，如疙瘩老娘（见《小豆棚》，虽属小说，其事或有）。

　　明代秘本颇多，如《折狱奇编》（云水、乐天子辑）、《法林照天烛》（江湖醉中浪叟辑）、《霹雳手笔》、《鼎刊叶先生精选萧曹正律刀笔词锋》（叶氏）、《新刻校正音释词家便览萧曹遗笔》（豫人闲闲子订注）。

　　坊间视讼师为贪财枉法、无是非观的讼棍，但日本著名学者夫马进研究后发现，这些秘本中充满正能量。

　　比如《珥笔全书》要求：“以善宅心，能攻人之恶，以理律己，治奸宄之徒。”而《词家便览萧曹遗笔》更明确提出：“韩子云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词讼者人心不平之鸣也。凡举笔必须情真理真，然后顺理陈情，不可颠倒是非，变乱曲直，以陷人于非罪也。天鉴在兹，不可不慎。”

　　在现代社会，讼师等本可发展成正当职业，明清时却被污名，体现了近代转型中，传统文化的巨大阻力。电视剧延续这一刻板印象，违背了原著中“显微镜”之旨，怪不得没能看清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