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洛阳》中引发争议的扇 摇出古代生活的绰约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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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寅《玩月图》成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韩长君

热播古装剧《风起洛阳》近日因一把道具团扇引发抄袭争议。此扇源于剧中一幕大婚的场景,女子着红装,执喜扇,用以障面。其设计者是当代一位民间设计师,足见扇之美跨越千年,经久不衰。

扇子在中国古代历史生活中，经由一系列时空的流转与艺术角色的演变，逐渐脱离了“秋扇见捐”的季节限制。今人对扇面进行图案设计，大抵源自古代扇面绘画的传统。纵观中国历代画作形式，有起笔落墨间纵横捭阖的挂轴式全景山水,逸逸然展现出了崇山峻岭、江奔泉涌之势;也有落于斗方、册页等方正格局之上的怡人寸景,或疏落或细密的数笔,绘的多是怪石嶙峋、梅竹几枝、堞戏鸟啼。在此之外,偏偏有一种不规则外形的载体自宋代开始成为了绘画笔墨的新形式,并在之后历朝历代中不断演变其审美意涵,这便是——扇子。

古代文人最重器物之雅，希望借扇面彰显自己的艺术才华与生活品位；而高雅二字又恰好是一些民间百姓所追求的生活境界。因此，扇面书画乃至扇子制造在不同人群的诉求下生出了丰富的表现形态。今时今日，其面貌之异、种类之多，均上承古代生活美学之遗风，仍让今人为之心动。

美人袅袅，执扇在手；轻摇生风，君子文雅

“扇”之一字，以羽为底，让人想到“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翩翩郎君形象。周瑜头戴青巾，羽扇微摇，面对曹操八十万雄兵镇定自若，于谈笑间尽显大将风度。三国时期，正是魏晋风格流行的时代，士人偏爱峨冠博带、羽扇纶巾。而“羽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扇子形式。其于汉末盛行，取禽鸟的半翅做成，以竹签或金属丝穿翎管编排成形。《湖州府志》中记载，我国公元前就有制作鹤翎羽扇的传统工艺，力求禽羽润泽如锦缎，富于光彩精致。而生长于江南水乡富饶土地的水禽，便是极佳的供羽来源。即便清代乾嘉年间，每年二月仍有制扇者分赴淮扬、湖广等地采集各色禽羽。时至三月之际，“长衢夹巷，春风比户，名流韵士，竞握招凉”。

若说中国古代传统生活中，有何物件是摒弃了明显的男女性别意向的，扇子便是其中一样。自羽扇之后，扇子的制作材料与形式更丰富了起来。隋朝之前多用绫绢，至隋唐才开始出现纸扇。此时期的扇子除羽扇外，多为团扇、纨扇之类，均不能折叠。唐代《簪花仕女图》中，在画家周昉平铺列绘的表现手法下，立于仕女身后的侍女显得身形小巧。她梳着十字相合的发髻，仅以简单的红缎带束起。手执长柄团扇，扇面绘渐层晕染的红色牡丹，赋彩牡丹叶所用的绿亦是淡雅，显得雍容而不浓艳。画中时节似是春夏，长柄的团扇高高举起，亦可遮阳。画中女子们的举手投足间皆显露出优越富足，呈现出中唐时期贵族人物慵懒闲适的生活状态。《招凉仕女图》绘于宋末元初，同样以女子为画面主人公。与唐代仕女略显丰腴的体态不同，图中二位南宋女子轻盈纤弱，身姿窈窕，眉眼低垂间笑语盈盈，相偕漫步于庭院之中。二女各执一短柄团扇，用以避暑招凉。而因画面朱砂多已脱落，画面总体较显黯淡朴素，扇面图案已不可识。

相传汉成帝妃子班婕妤失宠后,作了一首《怨歌行》，诗中以合欢团扇比喻自身，从“出入君怀袖”的依依不舍，到“弃捐篋笥中”的秋扇见捐，道出了宫廷女子失去君恩的凄惨处境。在唐代诗人笔下，团扇亦多与幽冷孤寂的深宫图景相联系：杜牧笔下“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月色清凉，王昌龄笔下“且将团扇共徘徊”的孤眠不寐。同时，这也暗示了当时女子“团扇不离手”的生活状态。团扇在古代女子的手中，除了春夏遮阳纳凉之外，亦常用于障面。只此“障面”一用，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含蓄矜持的东方女性之美。试想，一位窈窕淑女远远地自桥上而来，身着一袭淡色长裙，雾鬓风鬟，明眸皓齿，眉眼盈盈处，垂首浅浅一笑。还未及让人看清她的容貌，她便已执了一柄工笔绘山水的团扇，掩去大半面容，只露出鬓边斜斜簪着的一朵芍药。娇嫩的花瓣掩映在乌发之间，随着微风轻颤。若是细看，那团扇的青绿竹柄仿佛触手生凉，衬着她的纤纤柔荑，更显肤白胜雪，令人心头如春水乍破，无端泛起层层涟漪来。

在近年来的国产古装电视剧中，也多见到团扇的身影。《延禧攻略》中的富察皇后，常执一柄绘着火红石榴的团扇，暗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锦心似玉》中的罗十一娘，所持团扇素净清雅，更显该角色的端庄秀丽；《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明兰在新婚之夜以团扇遮面，既象征了对美满生活的希冀，又显示了旧时传统礼节下女子的自持。但是，扇子因实用性与其不鲜明的性别归属，并不只是女子的专属物。对于古代文人雅士而言，扇子可用于招凉避暑，遮风障尘，同时也是随身饰物的一种。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境界中，君子所伴之物，不只为了日常生活所用和满足悦目欢愉。文人追求物之美，更求在物上彰显自身性情，并借此滋养品格。

宋朝时期，扇面书画风气盛行，由此形成团扇扇面艺术创作的高峰

在《簪花仕女图》上，侍女所持的团扇扇面绘有牡丹一朵，可见唐人就已为团扇绘画做饰，但其时仍未脱离扇子的实用物限制，扇面画未成为独立的艺术表现类别。唐画年代久远，留存稀少，文献中也未见关于扇面画的相关记载。这种现象在宋代则发生了质的改变。众所周知，宋朝统治者们对水墨绘画尤为偏爱，数位帝王都擅书法丹青。北宋徽宗年间，自创瘦金体的帝王赵佶曾作一幅《枇杷山鸟图》，并在清朝为乾隆皇帝所收藏。宋代邓椿在《书继》中写道：“郑和间，徽宗每有扇画，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由此可见宫廷绘扇之风自帝王兴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