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这张时间表里的中华智慧(2)

此外，二十四节气这张“时间表”还可以用来指导民众防灾避疫、养生保健。比如表现自然物候的惊蛰节气其实是古人防范病虫害的重要时节。惊蛰时天气转暖，第一声春雷将冬日蛰居于地下的动物惊醒，各类害虫也蠢蠢欲动。为了防范病虫害，古人常有在惊蛰时节清扫房屋、院落，洒草木灰或石灰等抑制、消灭害虫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惊蛰时节“吃炒虫”以驱虫的习俗。所食用的当然不是真虫，而是以玉米粒等模拟的害虫。玉米粒炒熟后，全家一起吃，边吃边喊：“吃炒虫，吃炒虫”，还要比赛谁吃得快，嚼得响。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驱虫仪式，在古代起到了很重要的警醒作用；除了防范病虫害之外，春季也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有谚语说：“春分相逢二月头，沿村瘟疫万人愁”，意思是如果春分节气适逢农历二月初，可能会暴发大型传染病。类似的谚语代代传承，提醒民众在春季做好防治传染病的工作；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容易生病，因此在清代之前，每逢夏至，朝廷都要给官员放假三日，回乡避暑。在有些地方还形成夏至日在门户上拴彩绸的习俗，目的是为了防止夏季瘟疫入户。当然，这样的习俗也带有一定的巫术色彩，但同样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节气在先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隆重的迎节气仪式，尤以迎接立春的仪式最为隆重。《礼记·月令》载：周天子在立春前三日就进行斋戒。立春当日，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接春气。天子的出现使周代迎接立春仪式上升为规格极高的国家仪式，其主要目的在于劝耕，也就是提醒民众珍惜时间，加紧播种。《后汉书·礼仪志》等文献也记载汉代有官府造春牛以提示春耕的仪式。仪式开始于立春日的凌晨，京城里大小官员都穿起青色衣服，京城以外的官员都要佩戴青色头巾，官署外竖起青色旗子，还造了土牛和农人的塑像，这些都是为了催促农民尽快春耕。

正如上述文献所载，立春是古代启动农事耕种的重要节气，不仅政府倡导，民间也形成了迎春、鞭春、唱春、拜春、尝春等仪式活动，皆旨在劝课农桑，还有些具有祈吉、占春的含义。比如上海松江、金山等农业地区曾经流行过鞭打纸春牛的习俗。纸做的春牛肚子里盛着农作物种子，牛肚子在仪式中被打烂后，种子纷纷落地，先落地者被视为当年能获得丰收的农作物。直到当代，我们依然保留了在立春日吃春卷、尝春饼，写“宜春”帖祈福等习俗。农历春节通常在立春前后，两者相距不远，因此古代的立春迎年往往是一个整体。汉代民众将立春称为“春节”，南北朝民众将整个春季都称为“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在很长时间内则被称为“元旦”，直到民国时期，“元旦”被定为公历1月1日，“春节”才用以指称农历正月初一。

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

二十四节气对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们民族很早就产生了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生命节律与节气时令紧密相联，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养生之道。比如《黄帝内经》提到的四时养生法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为春夏时阳虚于内，秋冬时阴虚于内。大暑时节冬病夏治、冬至时节夏病冬治正是中医运用节气规律辨证论治的体现。

古人还将优生优育与节气时令相联系，产生了一些禁忌。比如《礼记·月令》在描述春分节气时说：“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春分是开始打雷的节气，在打雷前三天，有官吏摇动木铃，警告天下万民：要打雷了，大家的举止都检点些，要不然会生下肢体残缺不全的孩子，父母也要跟着遭殃。雷在殷商时期就已经被认为是可以惩治邪恶的正义化身，所以民间往往将被雷劈看作上天的惩罚，认为打雷是雷神惩罚恶人，必须要正襟危坐才可以避免发生不测。这种应对打雷危机的方法即使在夜晚也必须遵守，一定要“戒其容止”。《淮南子·时则训》也有类似记录，高诱注解说：“以雷电合房者，生子必有瘖聋、通精、痴狂之疾。”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在雷电天气同房受孕，会生下有聋哑、斜视以及智力低下等问题的婴儿。到了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又将春分节气雷电不能同房的禁忌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实施，具体内容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差异不大。

将生育与自然节律相联系是我国古代优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提出了同房时气象及日月星辰的变化对子代的生理、遗传性疾病及人生轨迹有重大影响的意见。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天气阴冷、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受孕和优生。一方面，恶劣天气容易使人出现不良情绪，从而影响生殖细胞的质量，进而影响胚胎的发育；另一方面雷电天气中地球磁场会发生较大变化，人的生殖细胞突变、畸变的概率也相对增加，可能引起异常胎儿的出生。

古人对自然节律的尊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他们选择在春分、秋分两个节气检查、校对度量衡。《礼记·月令》说：“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日夜分”即日夜平分，即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度量”是用以计量长短的器物，“衡石”是称重量的器物，“斗甬”是量器，“权概”也是衡器、量器。在春分、秋分时节检定度量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因为这两个节气“昼夜均而寒暑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气温冷热适中，昼夜温差小，校对度量衡时不容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这是古代科技发展的表现，古人认识到外界环境会影响度量衡器具的校验，因此根据他们对于自然节令的了解，选择了两个比较好的时间进行校验。

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和应用中所表现出的顺天应时、循时而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命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是“天人合一”命题，还是二十四节气，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相通性，表达了一切人、事、物都应该顺乎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总的来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道法自然、崇尚和谐、珍视生命的重要表现，是珍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