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大片”的人本性与中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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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防

观点提要

以人本性和中国性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是“新主流大片”的首要美学特色，这一特色使得主旋律电影增强了思辨价值。尤其是近年来的“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达层面进一步拓展，更多将视点对准了普通人和个体，使得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情怀寄于普通个体表达出来，使其赋予了更强的人本性主题。

“新主流大片”作为当下华语电影的重要类型，在中国电影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遭遇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起到了支柱性作用，成为国产电影新的美学和产业增长点。自诞生以来，“新主流大片”也在不断进行着美学提升，在国庆档票房冠军影片《万里归途》中，这种提升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以人本性和中国性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是“新主流大片”的首要美学特色，这一特色使得主旋律电影增强了思辨价值。尤其是近年来的“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达层面进一步拓展，更多将视点对准了普通人和个体，使得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情怀寄于普通个体表达出来，使其赋予了更强的人本性主题。《万里归途》进一步拓展了人本性表达，这亦是导演饶晓志的个人风格使然，他之前创作的《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作品始终保持着对普通人生活命运的观照。这种关注个体的特点与“新主流大片”所秉持的人本性一脉相承，二者对接便会产生出更为强烈的人本光辉。故此，《万里归途》没有选择像《战狼2》和《红海行动》等撤侨题材作品那样表现国家投入军队来进行“宏大性”撤侨，而是表现在国家的有力指挥下，那些具体执行撤侨任务的外交官、中资企业负责人等个体如何以勇气、信念、忠诚、智慧与能力去完成撤侨。片中相继担负起带领同胞走出危境任务的章宁、宗大伟、成朗等都是普普通通的外交官，章宁的妻子白婳也仅仅是中资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对外交官及其他撤侨者个体的表现，便是其人本性的体现。

影片还以较重的篇幅关注了这些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影片中的撤侨者，既是某种使命与担当的符号，更是普通人。当面临撤侨的艰难时，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恐惧、痛苦、犹豫、彷徨。此外，影片还特别关注了宗大伟和白婳的个人情感状态，前者有着家庭层面的困顿，在撤侨任务与安抚妻子之间努力平衡。而白婳要隐忍失去丈夫的内心苦楚，挣扎于使命与人性之间。上述种种对个体人物生命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关注，赋予了影片更为深刻的人本性表现。

中国性表达，为“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达之外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另一呈现，体现为该类影片将人类共享价值与中国传统、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进行对接，特别是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万里归途》的中国性的表现首先是对国家实力的表现。但该片没有像之前的同题材影片那样采用军事片的形式，而是以一种更加隐入的方式对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表现。观众在影片中看到，无论海外的时局多么混乱，只要进入中国空间一切都是那么和平安详；叛军再不可一世但不敢动中国公民，只要是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就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影片的这种处理手法，凸显了其中国性表达，也使得其主流价值观表现逃逸出了概念，变得深刻而真实。

该片对中国性表达的另一重呈现，便是对“回家”主题的表达，这其中也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现。回家，体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精神基因。《万里归途》表达出了这种民族基因。宗大伟们带领同胞们历经千难万苦，最终的指向便是回家，每一个人的坚定信念，最终凝聚成为“回家”的磅礴伟力。片尾处，宗大伟也终于回到了北京温馨的家里，完成了影片对“回家”的表达闭环。在对“回家”主题的具体表述过程中，影片还与世界性进行对接，如宗大伟从战争的废墟里捡回一本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并送给了白婳的养女法提玛。在“回家”的艰辛路途中，法提玛一直在吟诵其中的“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不断地重复着这个故事中的关键词：坚持、勇敢、直面死亡等等。影片以这个故事里的这些关键词，与其艰难的“回家”之路的故事相呼应，来为其“回家”的主题赋予一种世界性，使得其中国性表达更显特色。

以强叙事为主的类型书写，是《万里归途》突破“新主流大片”的类型定式而进行的形式方面的新探索。以往“新主流大片”的类型书写，多以重工业模式和高科技手段，来进行战争、动作、科幻等类型元素的表现，并凸显影像的营造。该片亦注重局部的战争和灾难类型的表现，但将其类型叙事的重点由影像营造转向了叙事铺陈。故此，《万里归途》体现出强叙事性。该片在撤侨的主线之下，设置了四段故事，力图形成反转不断的故事架构。第一段故事，表现宗大伟和成朗奔赴努米亚共和国的边界，去解救那里在战火中仓皇奔逃且丢失护照的中国工人。第二段故事表现宗大伟和成朗又逆行至战乱腹地，艰难地找到了白婳等一百多名同胞，但却与大使馆失联。第三段故事讲述宗大伟、白婳因寻找掉队同胞而落入叛军之手，他首次和叛军首领玩“轮盘游戏”。第四段故事表现撤侨看似成功了，但叛军又突袭边防站，面对凶残的叛军，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官只好再次和首领玩起了惊心动魄的“轮盘游戏”。四段故事的叙述，不断叠加着人物命运的悬念，使得戏剧冲突一步步升级。这样以强叙事为主的类型表达，突破了相对单一的影像营造，而更能牵动观众的内心。影片在其他的细节层面也努力追求叙事的跌宕性和代入的效果。如为了展现真实的战乱国实况，剧组按1比1搭建了一座拥有七十多栋建筑的非洲小城。再如，主创在拍摄时对太阳照射角度、植被生态等都进行控制，使得一切的外景条件尽可能贴近故事里虚构的国度。

创新必然意味着挑战。作为“新主流大片”重要文本的《万里归途》，在实现艺术拓展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创作增加了难度。比如在追求强叙事并力图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本性的美学宗旨下，影片试图展现出特别复杂的撤侨背景，因此在叙事上构建了较为庞大和复杂的框架、情节和多样化的人物，此种情况下，如何形成情绪和节奏的一致性，从而带给观众滚滚洪流般的磅礴吸引力，极为考验导演的把控能力和恰当的叙事手段；又比如，前文提到，该片采用了强叙事手法，经过多轮的预先铺设之后，到了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叙事张力，让之前的种种剧情铺垫和情绪积累得以充分释放，则考验着导演营造戏剧高潮的能力。